2024年12月19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朱维铮学术讲座，邀请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担任演讲嘉宾。李伯重曾任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等。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多所海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客座教授、研究员，2017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明清史，全球史。代表论著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等。本次演讲与谈人嘉宾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王振忠，王振忠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以来中国史、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代表论著有《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山系人文：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探研》等，本次讲座的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
李伯重先生讲座中
讲座伊始，李伯重先生首先从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一书谈起，这本著作在1987年一经问世，便引起很大的轰动。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期，学者们希望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近代化的道路这么艰辛？朱先生指出，过去认为“鸦片战争给中国送来了资本主义与近代化”的观点是一种外因论，原有的历史分期把鸦片战争作为古代史与近代史的界限，意指中国的近代化就是来自坚船利炮，这是非常不妥的。朱先生强调，中国近代化的内因比外因更为重要：“从明英宗开始三百年的历史不弄清楚，就很难知道后来中国的历史走向。”他认为不仅要从西方学术经济史的模式讨论这一问题，而且要从学术的各个领域展开研究。
朱先生这一思考的意义非常深远。最近一二十年，学者就此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如经济史对白银问题的系列研究、张显清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讨论、商传教授对晚明“人文主义”的讨论等，又有刘志伟教授基于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提出“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基层社会的支配权力由地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王剑教授则从上层政治的维度，讨论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政治转型等，这些学者的研究回应了朱先生原有的设想。
接下来，李伯重先生就商业革命、商业信息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展开讨论。李伯重先生认为，讨论社会转型问题需要参考一些成功的例子，从西欧的发展史看，商业革命这个深刻的变化，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商业革命对社会转型有什么作用呢？美国国父富兰克林曾说，“以为我们仅仅是为了我们本身，或我们各自的国家而生存，那是愚蠢的妄想。全智的造物主已经命定在他的全部创造中，都贯穿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人与人的相互依赖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其中最为深刻的手段是市场，市场形成的依赖是使社会发生紧密联系最重要的途径。
商业革命主要通过商人的求利之心实现，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引用汉代早期的民间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唐朝元稹的《估客乐》也说“估客无往著，有利身则行……求珠驾沧海，采珠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可见商人为了利益，可以冒着一切风险，走遍世界，这是其他行当做不到的。
商人走遍全世界最重要的依凭是商业信息。商业信息包括价格、时间、数量、需求总量等交易的信息，也包括物产、商品、获取方式等关于商品供求基本情况的信息。李伯重先生将明代以前的信息传播方式分为口头、书信、邮驿、邸报四种。首先是口头信息，古时叫葫芦语、锁子语、练语，宋朝叫市井隐语，又叫江湖行话。唐朝李义山曾说诸行市语“会不得”“难理会”，这是民间为了不使商业情报外泄而发展出来的商业情报表述方式。口头信息交流的场所往往是茶馆（茶坊）。宋朝的茶馆中，有很多商人在此进行信息交换，如《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记载：“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 谓之‘鬼市子’”。
其二是书信。在古代，书信可以通过专人递送，但成本很高，《红楼梦》第120回说“贾政仍旧写家书，便把这事写上，劝谕合家不必想念了。写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可见到了清代，书信仍会通过专人递送，这是顶级的富贵人家才能采用的方式，一般的商人无法负担。普通人递送书信，主要通过路过的商客、僧人等代送，唐李朝威小说《柳毅传》、元尚仲贤杂剧《柳毅传书》中讲到的“柳毅传书”的故事便是如此。
不过，托路人送信可靠性不高，更为正式的信件会通过政府邮驿系统寄送。中国的邮驿系统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出现，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统一名称为“驿”。到了唐代，全国设驿1639所，遇有紧急公文，通信使者朝夕可行三百余里。宋朝的邮驿系统从民夫充任驿卒改为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夜行五百里，银牌四百里，铜牌三百里。元代疆域扩大，仅在国内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写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喜欢吃的荔枝要从南方运来，严耕望推考了荔枝由涪州到长安驿传的具体路线，将之命名为“天宝荔枝道”。自四川到长安路途遥远，还要经过难行的水道，但仍能在送达时保持荔枝的新鲜，可见唐朝时期邮驿系统之高效。虽然邮驿系统由政府经营并为政府服务，但是官员的私人信件也可以通过官驿传递，在一些情况下，与官府或官员有关系的商人也能通过这个系统传送商业信件。
比起需要使用马匹的邮驿系统，步行传递信息的方式更为简易。《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一·杨行密传》记载唐末庐州人杨行密可以“日行三百里”，这虽然有夸张成分，但步行确实是唐人使用的传信手段之一。北宋民间出现了急行传递书信的人，称作“急脚”“急足”或“急脚子”，《水浒传》中就记载了“急足”：“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除此之外，信鸽也可以传递信息。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初诗人张九龄就曾豢养信鸽传信。
公开发表的邸报也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邸报又名邸抄（邸钞）、朝报、条报、杂报，作为政府公报，邸报的发布受朝廷的严密控制，其中有许多不得公开的消息。但对于商人而言，售卖邸报已经成为一种商机，故泄露邸报的行为屡禁不止，《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 中，就有“卖朝报”一行。为此，宋朝政府进行改革，在删去禁止内容后，由商人发布邸报的“定本”。但这样一来，“定本”邸报的内容多受限禁，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自北宋后期开始，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
到了明清时期，商业信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张，明清商业规模与商业运作方式比宋朝有很大的进步，对各地商品和商业信息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传媒业和作为传媒物质手段的印刷业皆有所发展，扩大了商业信息的供给。
明清时期，官营通讯系统与官营邸报信息的传播手段皆有扩展。明代海上交通日渐发达，在沿袭旧有邮驿系统之余，还开辟了海上邮驿。在此基础上，清朝的控制范围和实际控制深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七万余名，驿马四万多匹，归兵部主管。明清时期的邸报也与前代不同。明代改宋代的进奏院为通政司，由朝廷直接向全国各级官吏统一发布，取消了中间环节，送报由驿站负责，每五日集中起来送一次，下至县官一级都能看到，地方得以及时知晓朝廷大事。
邸报登载的内容包括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外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以及老年人瑞、违法失职的官吏处分，乃至奸淫案件等全国的特殊事故。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红楼梦》第99回写贾政在江西粮道衙门，见到“桌上堆着许多邸报”，其中就有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借助邸报，各地官员能够掌握全国发生的重要事件，而对于商人来说，邸报登载的灾荒、兵乱、官员任免等重大事件皆蕴藏商机。
邸报
此外，明清时期，商业信息还有不少新的来源。中国的国家物价报告制度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很多具有工作手册性质的“则例”，其中也有关于商业的信息，如乾隆《物料价值则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清代的商人们都可以看到。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价格谱”等记载各地物价的资料，商人可以据此接触到丰富的商业信息。
价格谱
李伯重先生将明清商业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创新归纳为商帮内部信息交流、会馆与公所、民营报纸和民营邮政机构四点。商帮内部的信息交流方式主要有二，一则如晋商的大型商号，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籍，并在外地重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其二如徽商，主要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会馆也是商业信息交换与联络商人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会馆增加十分迅速。到了清代中期，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多借助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此外还有公所，公所与会馆原可通用。会馆主要是以地区命名，公所则绝大多数是以行业命名，或以含行业的字义命名，较之会馆具有更强的行业性。
不过，最大的商业信息传播渠道还是报纸。宋代“小报”和明清“京报”都是非官方的民办的报纸，但宋代“小报”是民间私自印发的，没有专门从业人员，而明清时期的民间报纸已有专业的采编人员。“京报”是在京民间报纸的统称，“京报”报房出现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专业新闻机构。报房的大量出现，使“京报”的印刷发行量大大增加。加之明清时期活字印刷术开始用于报纸印刷，使得信息传播更为便捷，报刊的印刷量也大幅增加。京报的总发行数字在手抄报纸的“白本报房”时期只有数百本，实行刻印以后销数激增，最多的时候估计在一万份左右。此外，报纸大量刻印后，价格大大下降，到了清朝末年，民办报房京报的订户已经不限于诗礼簪缨之家。
此外，外省人士也可订购京报，通过送报人拿取报纸。送报人为了维持生活和长途跋涉的各项开销，除送报外，一般还兼营代捎书信、代寄包裹、代购物件、代送银两等副业，由此，明清时期私人送信的方式也进一步发展。上述在向外省发行报纸的同时捎带民间信件的形式，是北京地区民信局的雏形。除了报房外，北京还有一些票号、钱庄捎带信件，会馆、商行也可代收发信。如《尊行日记》记载“李宪荣士台，住福建建宁县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生[漆行]，有建宁卖漆客，即可寄信；或往苏州到邵武会馆可寄信至[建]宁。李系壬申举人”。各个城市还有职业送信人，另有湖北麻城人经营的“麻乡约”商行专门替人传递信息。
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的民营邮政机构“民信局”大概从明朝中期开始出现，自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渐延伸到内地，到19世纪逐渐成熟。例如北京的民信局有各自的业务活动区域，其中全盛泰专寄江浙、两湖、四川、云贵等地信件，三义成递送天津、保定等周边地区信件，三盛信局则向东北投送邮件。一些民信局除了在北京设立总局，还在其他城市设置分号，各分号下面还可以有代理店，使民信局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此外，随着东南沿海侨居海外人口的日益增多，出现了专门办理华侨同国内亲属通信与汇兑的侨批局。
清代民信局红条封
明清时期，民间信息的传递效率比政府高很多，据姚廷遴《历年记》，明清易代之际，他是通过友人带来的“小报”得知北京的消息。到了清朝，民间系统传播信息更快，信件传递的速度关系着寄信的费用。一则道光廿四年5月26日北京与苏州票号之间的急信“委托天成局专送，限6月10日午时到，脚价纹银26两，早1天加2两，过午时罚2两，若逾至11日则罚4两”，北京与苏州相距1379公里，急信在半个月内即可送达，相应的费用也较高。
李伯重先生还借助彭凯翔教授对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说明了当时信息的传播效率。清代最大规模的贸易是粮食贸易，商人需在最短时间内将粮食从产地运往销售地，以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苏州与安庆相距1300里，安庆与武昌相距864里，但根据彭教授的研究，三地在18世纪中后期的粮价波动趋势趋同，这便是商人掌握商业信息后、迅速向各地运输粮食使然。
彭凯翔教授统计三地粮价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既是全国市场发展的结果，也是全国市场发展的原因，李伯重先生将其称为“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
李伯重先生进一步指出， “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是造成明朝后期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商业信息传播可以带来全国性的大集会，如崇祯年间至明末，复社举办了多次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集会。如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据《复社纪略》，“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也”。到崇祯十四年张溥去世时，集会规模更大，杜登春《社事始末》称“海内会葬者万人”，集会的信息能传播得如此之广，依托的正是商人群体的全国性活动。此外，复社成员交游地域广泛，《社事始末》称复社成员“壮游千里不赍粮”，可见广泛的交游活动背后是旅店、交通等商业设施的完善。
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对社会转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中提出：“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霍伊勒（Fred Hoyle）也曾指出：“当你生活在一个社团中时，社团的风俗习惯会严格地制约你，使你很难有破坏性的想法。只有外部的旁观者才能灌输危险的思想。”商业信息的传播，使得全国精英阶层得以经常交流、思想碰撞，从而产生了明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繁荣时期。
朱维铮先生著有《利玛窦与李卓吾》一文，指出李贽通过利玛窦了解到很多中国以外世界的想法。李贽对利玛窦评价很高：“承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洋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是一极标致人，内甚玲珑，外甚朴实。吾所见未有其比。”李珺平进一步考证了李贽与利玛窦的交流，称利玛窦带来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上帝子民”等观点对李贽改订《易因》影响极大。思想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托商业信息的传播。经济发展、商业信息流通的加速，带来了思想交流，推动了社会转型。
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没有从晚明开始“走出中世纪”？李伯重先生指出，社会转型不仅仅通过经济因素来实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社会转型三大因素”，即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中国的“走出中世纪”在清代趋于停滞，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对人的压制的结果。
在评议环节，主持人高晞教授发言称，李伯重先生的演讲清晰易懂，引人入胜，对之触动最大的是讲座末尾对“社会交往促进思想的诞生”的讨论。评议人王振忠教授总结道，李伯重先生是学术大家，视野开阔，不仅对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有多方面探讨，对于唐宋时代的历史问题也做过精深的研究，并关注同时代西方历史的发展，将中国和欧洲历史传播加以比较，能够上下千百年，结合政治、文化、经济史探讨，令人佩服。其所讲述的商业传播方式在明清时期的重大变化的确具有创新意义。王振忠教授曾研究过一位清代前期的盐商，此人在家书中提到要将十几本《京报》寄给家人，近代以后，也有很多在上海的徽州盐商将读过的《申报》《新闻报》寄回家中，这都涉及商业信息的传播。王振忠教授提出了“明清时期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有哪些？”“其中与商业信息传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哪个？”两个问题，请李伯重先生指教。
李伯重先生回应称，晚明是社会转型的开端，商业信息传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使得横跨三十多个经纬度的资源可以整体调度。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白银和铜半数来自西南地区，到了清朝，人口不断增加，资源需求不断扩大，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如木材、金石等，在中国东部非常缺乏，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网络，清朝很难解决明朝后期遇到的困境。西南部的资源送到东部后，推动了东部经济的发展，东部又通过进行对外贸易，流入了大量白银，使得国内有了可靠的货币流通，成为清代“长十八世纪”经济繁荣的基础。
曹宇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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