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儿童友好”由表及里

随着儿童友好理念渐入人心，趣味化的空间设计、合理化的门诊布局、人性化的病房设置及科学化的安全防护设施，已成为多数儿童医院的“标配”，而推进“儿童友好”更应深入内里。

“谈及检查和手术，患儿家属的第一反应是‘痛’，其次是‘忍’。”湖南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梁松岳表示，从忍痛到无痛，从注重安全到兼顾舒适，是儿童友好理念深入内里的重要表现。

2020年9月，湖南省儿童医院建成全省首家儿童舒适化医疗管理中心。“在麻醉医生的指导下，多科配合为患儿提供舒适化医疗服务。”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舒适化医疗管理中心主任王睿举例说，比如为不配合MRI（磁共振成像）、CT（计算机断层扫描）、超声等检查的儿童提供个体化镇静治疗，使患儿在安静入睡的状态下完成检查；进行有创无痛操作，包括麻醉下皮肤科手术、腰椎穿刺、骨髓穿刺、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CT及B超引导穿刺活检等。

患儿没有疼痛、没有哭闹，是医疗服务舒适化的生动体现。患儿从抗拒检查变为在熟睡中高效完成检查，有效节约患儿家庭的就医成本，是舒适化的额外收益。

而舒适化的背后，是麻醉医生对镇静药物选择、剂量调整的精准把控，是急救团队的全程陪同。“舒适化医疗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中心配备的麻醉医生均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王睿说。

如今，湖南省儿童医院年完成各项功能检查辅助镇静逾4万例。王睿告诉记者，该院儿童舒适化医疗管理中心正在优化镇静流程，对于需要进行多项检查的患儿，由病友服务中心统筹安排，尽量镇静一次完成多项检查。

患儿家庭关注患儿治疗过程中是否舒适，同样在意治疗前是否舒心。针对儿童呼吸道疾病季节性就诊高峰，天津市儿童医院与天津大学合作，以院内常见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监测信息为依据，应用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日就诊人数预测模型、预警模型、线上线下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等。

“临近就诊高峰，工作群内每小时报告院区候诊人数、候诊时长等诊疗数据，由医院主要领导实时监控调度。”天津市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刘薇介绍，在就诊高峰期，医院将急诊区域划分为红、黄、绿3个区域，按照病情轻重缓急引导患者分区就诊；要求夜间门诊提前筹备、按需运行，并将高级职称人员纳入夜间门诊排班；将可择期手术的外科病房合并，增开内科病房，满足住院需求。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在加强资源配置和科学调度的基础上，推行“先检查后诊疗”。“在预检分诊环节为患儿开具检查检验单，患儿提前完成常规检验检查，如血常规、尿常规、肺炎支原体检测、甲/乙流检测等，就诊时向医生提供检验检查报告。这将原先需多次往返的‘挂号—就诊—检查—回诊’流程简化为‘挂号—检查—就诊’的单线程路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急诊办公室主任邬宇芬表示，检查与候诊并行，可以减少重复排队、缩短候诊时长；医生可直接基于报告作出诊断，避免回诊患者“插队”问题，显著提升患儿家属满意度。

儿童疑难罕见病的诊断路径往往是，患儿出现多重症状后，在专科间逐一排查，最终由某一专科的医生向门诊部提出会诊申请。

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罕见病中心成立以来，诊断路径新增了一条——患儿家属可在位于门诊楼1层的疑难罕见病咨询台提出会诊申请。如此一来，患儿可从门诊直接进入会诊模式，诊断周期显著缩短。

每周三下午1∶30，北京儿童医院疑难罕见病多学科联合门诊准时开诊。“最多时，来自不同专科的22位专家共同面对1名患儿。”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罕见病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张国君介绍，罕见病中心成立至今，病例确诊率达85%。对于尚未获得明确诊断的病例，中心将在全院发布信息，等待“揭榜”。“我们鼓励有胆识、有作为的中青年医生来‘认领’这些疑难病例，同时将部分病例纳入科研课题，跟踪诊疗过程，寻求药物治疗方案，并建立罕见病信息库。”张国君说。

疑难罕见病虽累及多系统、多器官，但往往某一专科症状表现得非常明显。“为此，我们增设初筛环节，由各科秘书（专科主治医师担任）作初步判断。如果患儿以神经系统症状为主，就先召集神经学科相关专家，形成小型MDT（多学科诊疗）；如果仍不明确，再启动大型MDT。这样做，目的是使诊断指向性更强、资源利用率更高。”张国君说。

为进一步提升临床决策效率，北京儿童医院联合多家科技公司研发两款人工智能应用。其中，“AI儿科医生专家版”聚焦儿科疑难罕见病诊断治疗，已于2月13日在北京儿童医院首次“上岗”，该院由此开启了“AI儿科医生﹢多学科专家”的多学科会诊模式。

“1个月里，AI儿科医生参加了10余次疑难罕见病多学科会诊、儿科大查房等，诊疗方案与专家会诊结果吻合率达95%，获得会诊专家的高度认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

在特定疾病领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推行“早筛—早诊—优治”链式诊疗模式，探索多学科、多技术、多路径的综合干预方案。邬宇芬以过敏性疾病为例介绍，过敏性疾病系一组全身多系统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特应性皮炎、过敏性哮喘、食物过敏等，对儿童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今年1月，张江院区开设过敏免疫诊疗中心，将初诊与病史采集、过敏原检测、治疗乃至后续的过敏管理集中在同一区域，提供“一站式”服务。

“中心利用先进的检测技术和评估工具，如过敏原检测系统、肺功能检测平台、特异性免疫治疗（脱敏）平台等，对患儿进行精准分型和分层诊疗，同时借助多学科诊疗协作系统，在不同学科之间实现病历共享、病情共同探讨，为患儿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邬宇芬说。

广泛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的目标是提升优质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解决儿童看病就医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其中，省市级儿童医院肩负着以多种形式推动人员、技术、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的重要职责。

作为湖南儿科医联体牵头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打破区域壁垒，率先在94家医联体成员单位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并将医院10%的门诊号源预留给医联体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畅通双向转诊渠道，该院推出全省儿科“一张床”转诊理念——若医联体成员单位医生判断患儿有上转必要，可通过湖南儿科医联体平台在线开具湖南省儿童医院电子住院证。湖南省儿童医院客服中心收到转诊需求后，将与相应专科协调床位，通知患儿家长来院办理入院手续，并同步向医联体成员单位医生反馈患儿的住院信息。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西南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在西部儿科发展联盟中积极探索“学术主任制”紧密型合作模式。3月，该院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蒋莉教授团队与重庆市荣昌区妇幼保健院建立学术主任聘任机制，通过多元化路径提升荣昌区妇幼保健院常见病、多发病诊治水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华子瑜介绍，此次合作将建立“四维联动”帮扶机制：建立专家定期坐诊制度，每月开展特需门诊与疑难病例会诊；构建远程诊疗体系，实现脑电图等电生理检查实时判读；开展科研联合攻关，重点突破儿童癫痫、神经发育行为疾病等诊疗难题；实施人才梯次培养计划，通过进修培训、联合查房等形式培育专科骨干。

人工智能融入日常生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北京儿童医院推出的另一款人工智能应用“AI儿科医生基层版”，将与真实医生并肩“出诊”。

“以儿童病毒性脑炎诊断为例，该病早期症状与感冒非常相似，基层医生识别难度大。AI儿科医生具有病情询问功能，可形成儿童病毒性脑炎的初步诊断，并给出检查检验建议。”倪鑫表示，希望“AI儿科医生基层版”有效填补基层儿科医生缺口，使优质儿科诊疗资源更加公平可及。

近期，一组评测数据令人感到欣喜：83名儿科医生受邀参与诊断评测，其中，二甲医院医生61人、三甲医院医生22人（含北京儿童医院5人），他们平均工作年限达16.6年，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占比达89.2%。评测集包含11个儿科标准病例，所有病例均来源于真实患者。结果显示，AI儿科医生诊断准确率超过参与评测的三甲医院主治医师。

欣喜之余，外界亦有担忧：AI医生下沉，基层医生会不会就此躺平？对此，倪鑫表示，AI医生对于真实医生，是辅助而非替代；应用AI，是为给基层医生增添信心和动力，使他们有勇气接诊患者、有能力接住患者。与此同时，AI医生能作为青年医生的“伴读”，在一次次辅助诊断中帮助他们缩短成长周期。

更重要的是，真实医生给予患者的人文关怀，是AI医生无法提供的。“医生不是神，但医学是神圣的。”倪鑫说，当患者落泪时，真实医生递过纸巾；当患者无助时，真实医生轻拍肩膀。这些是AI医生无法通过深度学习实现的。

“未来，我们计划推出AI儿科医生家庭版，这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儿童友好理念。”倪鑫解释，一方面，AI医生形象支持“私人订制”，不再局限于一身白大褂；另一方面，研发团队正在训练AI医生的视觉和听觉，使“他们”能够自动捕捉异常。比如，以犬吠样咳嗽为临床特征的小儿急性喉炎，当AI医生捕捉到这些特殊的咳嗽声时，能够第一时间提示患儿家长作出正确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