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里的鼓浪屿常被切割成“文艺小清新”九宫格，当旅行攻略把百年建筑群简化为打卡背景板，我们是否正在失去与城市对话的能力？
对于“岛屿书”播客主播黄长铗而言，这片岛屿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他是鼓浪屿人，也是鼓浪屿口述历史学会会长。他长期投身鼓浪屿口述历史资料的采集、编辑与研究工作，同时致力于民间私家文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推动鼓浪屿历史研究的发展。在他看来，恰当地解读这座岛屿的文化与历史，是抵抗城市“失语症”的关键所在。
鼓浪屿
策展人肖瑞昀来自汕头，他在鼓浪屿的巴洛克雕花窗下路过时，看见的不仅是建筑之美，还有汕头小公园失落的历史可能——那些童年奔跑过的骑楼街巷、潮汕商帮的南洋往事，在鼓浪屿的建筑群中找到了另一种命运的镜像。
本期如此城市试图撕去流量标签，看见真实的鼓浪屿。
恰当的解读，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城市博物馆”
黄长铗:不仅是鼓浪屿，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或地区都面临被过度简单化标签化的现象，或者在流量驱动下被赋予单一的标签，从而失去了其复杂性和深度。
以鼓浪屿为例，除了作为景区，它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参观一座博物馆时，最重要的是对展品进行解读。如果缺乏解读，我们往往无法深入理解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也无法真正走进它的世界。
近年来，我的工作更多集中在梳理和解读地方文化上，希望通过不同的视角，帮助大家重新认识一个地方或一座城市。
比如，很多人提到鼓浪屿时会用“万国建筑博览”这样的标签来形容这里的建筑，但我更愿意选择具体的历史建筑来讲述它们背后的故事。例如，我会挑选12栋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分别代表不同时期和风格，以此来探讨鼓浪屿在中国近代建筑转型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再比如音乐，鼓浪屿常被称为“钢琴之岛”或“音乐之岛”，但我更倾向于从音乐本身的发展脉络出发，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
播客 《岛屿书：关于鼓浪屿的过去与现在》
有人曾建议我绕岛走一圈，我开玩笑说：“我自己其实还没完整绕过一圈呢！”但正是这个提议启发了我，于是我们设计了一条环岛线路，分为东线和西线两部分。整个鼓浪屿环岛大约6公里，东线主要反映了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中期的历史变迁，与厦门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西线则更多体现了清代早期及土方米时期的文化特色。这种分段设计使得City Walk不仅仅是简单的步行游览，而是通过选择特定的主题、建筑和故事，表达某种深刻的文化内涵。
可以说，每一次City Walk的设计都像是在解答一道题目。如果题目是关于“近代文明”的发展，我会将这条线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两三处地点展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状态。这可以是一些明代或清代的寺庙遗址，或者是田园生活的遗迹，用来说明鸦片战争前闽南小岛上的生活面貌。
第二部分，聚焦于1840年代到1860年代这20年间的关键转折点，包括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厦门开埠等事件。这一阶段可以看到领事馆、外国学校、诊所和教堂等建筑，这些是西方文明进入鼓浪屿初期的象征，也是近代化基础形成的起点。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旧址
日本领事馆旧址
第三个阶段是探讨西方文明进入鼓浪屿并与本土文明结合后，对鼓浪屿产生了怎样的改变。整体而言，我会通过八到十座房子来讲述这一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房子、相关的人物和故事，了解这个闽南小岛如何逐步发展，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颗明珠，并在民国时期达到城市发展的顶峰阶段。
在鼓浪屿，我遇见汕头失落的那段记忆
肖瑞昀: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历史痕迹得以完整保存，而有些则只剩下零星的几栋建筑。以汕头的老城为例，这对我们本地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遗憾。汕头在民国前后曾是一个繁华的重要港口，但如今的老城区已不复往日盛景。离汕头城区不远的妈屿岛，其历史背景与厦门鼓浪屿颇为相似。岛上早期建有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领事馆。此外，就在妈屿岛附近，最早的海关设立于此，后来才迁至汕头市区，成为现在的潮海关，并改建为博物馆。潮汕商人在东南亚及广东、福建等地从事商贸活动，影响力深远。而汕头的老城区，如今的小公园一带，是当下热门的旅游地，这里曾是重要的商铺中心，见证了汕头商业的繁荣历史。
汕头妈屿岛
我是以汕头为参照来理解厦门，尤其是鼓浪屿的。对我而言，厦门和鼓浪屿像是一面重要的镜子，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首先，作为一个外来者，我看到鼓浪屿的建筑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那些建筑所使用的材料、精美的雕花和装饰，以及建筑中居住的人们——我在岛上遇到的许多人与我交谈时，都让我产生一种联想：假如汕头没有衰败，那段历史能够延续下来，它或许会成为另一个与鼓浪屿非常相似的地方。在鼓浪屿，我找到了汕头失落的那段历史。
鼓浪屿内城
在我的记忆中，汕头老城虽然已经在衰败的过程中，但它依然鲜活。小时候，外公外婆住在老城，我是在那里玩耍长大的。那些破败但依然存在的窗花，那些老城街巷，对我而言不是纪录片或书本上的内容，而是深深扎根于我的童年记忆之中。它是我母亲和许多家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真实经历过的。
胡茂帆，厦门鼓浪屿《礁石书店》创作现场，2024胶片影像，图片由刘心雨提供
现在老城的许多建筑变得和厦门的中山路一样，整条街的风格趋于雷同，缺乏多样性，这确实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然而，在鼓浪屿，我看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美丽建筑，几乎每一栋都不相同。而且每一栋建筑背后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比较视野下的“万国社区”
如此城市:“万国建筑群”这个概念在中国很多城市或小地方都被用作旅游宣传的亮点，鼓浪屿当然是其中之一，像天津的五大道、上海的外滩黄浦区、广州的沙面岛，甚至是武汉的汉口等地也是如此。
其中，广州的沙面岛，作为一个小型离岛，承载了许多早期与西方交流所遗留下的建筑遗产。置身其中，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戒备感”。它似乎被刻意设置在这样一个与广州主城区及普通市民区隔开的地方，这种布局或许与广州在面对西洋文明时所表现出的较为激烈的反抗态度有关。
相比之下，上海给我的印象截然不同。它很快实现了华洋共处，并且双方的融合相对融洽。在上海的历史背景下，100多年前的特殊时期，这里更像是由外国人主导营造的一个国际化都市。从城市规划到工部局、法租界的管理机制，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主导性和系统性。虽然规模较大，但它的功能更偏向于服务整个国际化的社区。
而天津则有所不同，它更像是连接中国政权和北京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些设立在天津的机构和建筑，更多是服务于高层政治或金融需求，比如银行和其他办事机构。这些设施的存在是为了与北京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能随时联络。然而，这种定位也导致了天津的城市历史空间如和平区五大道海河沿岸等区域缺乏较强的商街属性。即使今天去看天津的一些老建筑，它们的空间利用率并不高，可能是因为这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没有过多考虑生活的需要。反观上海，许多历史街区建筑在建造时就是为生活服务的，比如商场、药店等商铺。正因为如此，这些地方容易被重新激活并继续使用，直接与当今城市生活对接。
至于武汉，它的历史发展路径与上海有些相似，但整体上显得稍微弱化了一些。
黄长铗：如果从刚才提到的几个城市的开放顺序来看，广州、厦门等地属于鸦片战争后第一批开放的城市。根据《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协议，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是最早在1840年代就开放的港口城市。而汉口和天津大约从186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青岛则更晚，要到1897年胶州湾事件之后才逐渐成为开放城市。因此，在开放的时间顺序上，这些城市有明显差异。
上海、广州与厦门相比，最大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地理尺度和空间尺度上。厦门，尤其是鼓浪屿，面积非常小，远不及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种地理上的局限性决定了鼓浪屿的功能性更多是以居住社区为主。由于空间有限，它无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金融中心或工业运营中心，只能是一个以居住为主的社区。因此，在比较这些地方时，我认为鼓浪屿更接近于上海的某些区域，而不是外滩。比如，鼓浪屿可能更像上海的武康路一带，具有一种高档住宅区的感觉，而不像外滩那样具有强烈的商业或金融氛围，而是更接近于一个高档社区的气质。
此外，还有一个可以对比的地方，是广州的东山口。这涉及从地理尺度到功能性上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第三个特殊性——人口构成的问题。在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广州这些城市，最显著的特点是“华洋共处”。无论这种共处是一种冲突状态还是一种交融状态，主要的人群结构基本上都是华人和外国人这两个群体。但在鼓浪屿，情况并不如此简单。
除了本土的闽南人和来自西方的外国人，鼓浪屿还有其他独特的群体。一是甲午战争后，由于相关条约的签订，从台湾回归的台湾人；二是1893年以后，获准回国的东南亚华侨。虽然从外表或文化传承上看，这些人属于广义上的中国人，但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历史背景，无论是台湾人还是东南亚华人，他们都为鼓浪屿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
我常常提到，20世纪初建设鼓浪屿的力量，不仅包括本土居民和西方人，还包括台湾人和东南亚华侨。这种多元的人口构成，是鼓浪屿在人口结构上的独特之处。正是因为这几种特殊性——第一是地理尺度上的局限，第二是城市功能上的居住属性，第三是人口结构上的多样性——鼓浪屿的主要建筑也呈现出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让我们能够在鼓浪屿上看到一些别处难以见到的独特之处。
鼓浪屿，从社区到景区
黄长铗：从我们最初提到的东南小岛开始说起。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和华侨纷纷来到岛上，共同参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社区逐渐形成，并在1949年之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最初，鼓浪屿被定位为“风景疗养区”，海军、陆军等将其作为疗养基地。
1942年鼓浪屿龙头路人流如织
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疗养院成为岛上的一大特色。尽管如此，疗养院的存在并未破坏社区的基本生活结构。疗养人员通常只是早晚散步，与当地居民的生活交集较少。当时岛上常住人口大约2万人，其中疗养人员约2000人，对整个社区的影响相对有限。
直到1990年代后期，鼓浪屿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风景疗养区”转变为“风景旅游区”。这意味着旅游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随着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流失，许多原住民逐渐搬离，尤其是进入2000年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互联网兴起之前，鼓浪屿已经成为中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特别是在2000年前后，两个关键因素推动了游客数量的大爆发：一是双休日制度的实施，二是高铁网络的扩展。双休日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出游，而高铁使得30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可以快速互通。这些变化使得鼓浪屿在2006年至2007年间迎来了游客量的高峰。
到了2012年，鼓浪屿的游客量达到了顶峰。2012年10月2日这一天，单日游客量突破12万人次。以岛上2万常住人口计算，那一天外来游客的数量是常住人口的六倍，几乎将岛上的生活空间完全淹没。这种现象加速了原住民的外迁，从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前后，再到今天，这一趋势持续加剧。
大概从2005年开始，鼓浪屿逐渐形成了“社区+景区”的二元结构，但景区的功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回顾历史，这个小岛用了180年的时间从一个偏远的南方小岛发展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海岛城市，又用了70年的时间转型为以景区为主的地区。从原始社区的角度来看，这是管理变迁的过程。
如今，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从最初的5万多人到今天，岛上还剩下多少原住民？目前统计显示，岛上仅剩6000至7000名原住民，其中近40%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说，这是一个老龄化的社区。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鼓浪屿正经历“空心化”的过程。岛上的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严重萎缩，甚至濒临消失。虽然旅游业带来了经济收益，但其背后却是社区的逐渐消亡。
澎湃新闻 郝汉 实习生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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