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我跟四个杭州女兵经过新兵连的艰苦训练后，分配到了127医院。往事如烟，岁月似雪。虽然我在那里不到三年，但当兵的日子，宛如山花一样绚丽。
梦里仍回荡着军号
看着那绿色白字的门牌号：“127大院”，我泪如雨下。那是2023年11月，深秋，冷风飕飕，寒气冻人。天空有点灰暗。有鸟飞过来，它们无声无息地滑入大院里，穿行在焦黄的树叶与沉寂的空屋上，谛听这遥远且静谧的世界。
大院白色的铁栅栏打开着，从边门进入，一条道路笔直展现。没有行人，路上堆满枯叶，只有中间那细细长长的痕迹，提醒有人曾经造访。
据资料：127医院建于1969年，位于安徽省南陵县，是一所战、地两用的综合性医院。和平时期的127医院主要为老百姓服务，当然也承担着对附近部队官兵的医疗服务工作。
1982年1月，我跟四个杭州女兵经过新兵连的艰苦训练后，分配到了127医院。我分在政治部当广播员、放映员，后来还当过通信员和报道员。跟我一起从杭州来的女兵阿琴分到了药房，小青先在洗衣房后到门诊部，玲玲则在外科病房。
我所在的广播室就在食堂边上的一间小屋子，屋子被木板分割成里外两间。里面我跟另一个女兵住，外面就是广播室了。广播室的机器十分简陋，一张大桌上放着播报的仪器，还有唱机。宿舍的后面有葱葱绿绿的水杉，水杉的后面则是深不可测的河流……当春天来到的时候，水杉的绿色像蜻蜓身上的色彩，阳光飘浮在那里，河水里的水杉影子摇摆着，舞蹈着。
我刚刚到127医院的时候，正是冬天，早晨，我把一张军号唱片放入唱机，将唱针小心翼翼放在唱片的边缘，然后，推上放音键，徐徐推出，起床号有着比天空更加辽阔的力量，像展翅高飞的大雁，激活了一天的开始。
当我离开军营后，我的梦里一直回荡着军号的旋律，那些融在记忆深处最刻骨铭心的声音，袅袅不绝、深深浅浅地陪伴我，直到今天。
2023年11月，当我再度来到了这里，我走进了大院。通往最早广播室的道路被横七竖八倒地的树木挡住，往前看更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片场。我站在那里，河流被荒芜的树枝与陈年失修倒塌的房屋遮掩阻挡，只是抬头一望水杉，墨绿色与深棕红交错，地上的枯树叶你踩上去湿滑黝重，突然，我听见孩子的笑声，回头一望，只见几个孩子骑着自行车被家长带着来这里骑行。他们的身影在陈年老旧的气息里一闪而过，笑声如钢琴声丝丝滑过。
赶鸭子上架放电影
1982年1月，我分到了广播室后就被赶鸭子上架去放电影了。我们广播室归电影组管，作为新兵，当然要听从指挥，于是，我懵懵懂懂跟着放映组长来到篮球场上。这个篮球场，是127医院员工自己修建的。组长带着我来到那里，我们在两个杆子前挂幕布，我个头小力气弱，边上的老百姓看不下去就主动上前帮忙。大家嘿呦嘿呦地把幕布挂好，幕布一挂上就是宣布晚上要放电影了，于是，下午三点左右，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男人们裹着棉袄，胳膊里夹着小板凳，嘴里叼着香烟，黑黝黝的脸上露出了只有喝了小酒后才有的笑容；女的则戴着头巾，裹着大袄，两个妇女一前一后抬着木头长条凳，步履轻盈，欢天喜地……
我在电影组速成了倒片后，又速成了放电影的理论知识，几个小时后，我已经出现在篮球场上了。架在那里的电影放映机已经被老百姓团团围住，幕布前后坐满了人。因为寒冷，人们嘴里哈出的一团团热气随风飘荡，那些夹杂着当地土烧和韭菜大馍的味道瞬间在你的前后左右升腾燃烧成火热的情绪。一个老乡叫起来：“新兵来了！看！新兵！”他们让开了道路，我有点胆怯地往前，周围全是眼睛，黑夜里，天空似乎都挂满了眼睛。
众目睽睽中，我被“架”上了放映员的岗位。我们当晚放的电影叫《丹凤朝阳》。《丹凤朝阳》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刘文余执导，王一平编剧，陈烨、顾伟等主演。该片于1980年上映，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这也是我放的第一部电影。我也没有想到从此以后我跟影视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我多紧张啊。这样突然提溜着给人放电影，出错实在难免。组长一边换片一边教：“等银幕上出现第一个白点时你就要准备了，等第二个白点亮起来的时候，你就按我说的开始放。”边上的老百姓附和着：“你开始放！”我目不转睛，当银幕上出现第一个白点的时候，组长说：“准备！”边上老百姓起哄吆喝：“准备！”我手抖心颤，目瞪口呆，按住机器，完全处于一片懵懵懂懂状态，哪个开关哪个白点，说句直白的话，我的头发都是竖着的。再一看，银幕两个白点都消失了，此时此刻银幕一片空白，老百姓又是倒彩又是吆喝，好不热闹。我心跳加速，两眼昏暗，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般地僵硬，组长干脆自己亲自放映了，一边放一边继续批评指正。可等到下一段，他这边刚刚出了一个白点，我已经提前放了。周围的老百姓更加开心了：“新兵啊！没啥没啥。”
电影放完，观众就突然没有了，像是被谁大笔一挥，所有的东西就此抹去。整个篮球场上，刚刚还人声鼎沸，此刻却空空荡荡。只有篮球场背后房屋的一盏灯依旧伫立明亮。灯光照着空旷的篮球场，夜幕拉开，清冽的夜空有着果香的气息，这是钻进我记忆里的光芒。我回到广播室，将熄灯号的唱片放入机器上，又小心翼翼将唱针轻点在唱片的开端，干净的、宁静的、宛如笛子般的声音，穿越安静的篮球场，穿透一排排水杉的间隙，穿行在大院的天空里，像蝴蝶一般停留在夜色里……多么宁静的熄灯号啊。
总机班姑娘手挽手
毕竟是部队医院，相比更严苛的军营，有一些自由的空间，又因为我们是女兵，也会受到格外的尊重与爱护。
比如，我们从医院到南陵县城，可以穿过田埂的小路步行几十分钟前往，也可以站在路边搭顺风车去南陵县。每次只要我们往路边一站，无论是卡车、拖拉机都会停下来载我们一程。有几次，因为我们人太多，司机只能让我们坐到敞篷车上面，司机开得很慢，风打在脸上，两边的田野不知不觉从枯黄变成嫩绿，再由青葱转为金黄。
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广播室搬到了政治部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是个大通楼，很整齐的上下层办公房。从前面进去，左右两边各有七八间房子，往左边走廊直接到底，是医院总机房，总机房边上就是我的广播室。
当时地方打部队电话很难，谁家要是有一台固定电话也是不得了的事儿。所以，如果有干部家属从家乡打来电话，需要通过总机转。总机班的姑娘们个个活泼可爱，善解人意，会亲切地告诉对方：“我去叫，请十分钟之后再打来。”
我住的广播室就在总机班的隔壁。总机班的姑娘就来敲我门：“陪我一起去护士宿舍叫人接电话？”我立刻披上衣服拉过她的手一起走出楼道，走向夜色。
2023年，当我再度来到这里，望着残墙冷瓦，我热泪盈眶。我看见那个夜色里的自己，与总机班女兵手挽手从里面出来，看见与青春擦肩而过的那个更年轻的自己。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爱阳光》，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的安徽《希望》杂志，写的就是半夜女兵接电话的故事。
话说当年，我们在夜色里来到护士的宿舍。走廊里有蜂花牌洗发水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消毒水的气息。我们到了宿舍门口，敲门，提着嗓子喊：“××护士在吗？有长途电话。”对方急不可待地拉开门，露出急切的神情：“我跟你们去！”
进了楼，小护士跟着总机姑娘去总机房。不一会儿，我的广播室的门被人急促敲打，门略开一点点，小护士已经一脸是泪地滑了进来，没等我说话，她一头靠在我床沿上，双手捂住脸孔，少顷，双肩抖动，半天，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她哭了。
我捧上热开水给她，这样的哭泣，是真正伤了心的。她断断续续诉说跟对象分了手。本来都说好要结婚的。因为两地分居。
那个晚上，我放熄灯号。我长久地盯着唱针看唱片的旋转，世间很多故事就这样一直旋转一直围绕一直重复。痛苦或者悲伤，都刻在唱片里了。
发现自己如此重要
可我是来不及悲伤的。我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工作。比如，我当过很短暂的“通信员”。当时医院人手实在不够，就让我这个不会骑自行车的人，每天往返于医院到南陵县的邮局，为医院取信件。
我之前压根不会骑自行车，现在一上来就给了一辆大二八，还要承担着收取全院的信件，责任太大了。每天，我推着自行车沿着公路走，如果前后没有车，我试着单脚侧滑“蹚”起来，可就觉得自行车无比地沉重，像是你无法把握的世界。我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推，一直推到南陵县邮局，然后满头大汗停好自行车，步入后门，直接进入收发室，一个工人背对着门口，他似乎感觉到我的来到，他一动不动站在一小格一小格的信件收发格面前，嗖嗖嗖，准确将各种信件投进各个单位的格子。他并不回头看我，说：127医院的你拿走吧。
我从格子里取过医院的信件，往两个军用袋子里装，沉甸甸的。拖到自行车边，会有工人过来帮忙，架到我的自行车后座上。然后，漫漫路途，我独自推车回院。
那一路走来，现在想起，也是百感交集。我的杭州女兵小青至今念念不忘：“你推着自行车，爬坡的时候觉得你的人就更小了。”
可当我推着沉重的自行车出现在医院大门口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是如此地重要，因为很多等着家人来信的医生护士小兵都会提前站在大院的门口等着我的出现！他们面向我奔涌而来，脸上绽放着明媚的笑容以及满眼的快乐，我的自行车还来不及支棱站稳，他们已经抢先将那个绿色袋子拿下，心急火燎地伸手进去，急不可待地翻找查寻。这个时候，我就退到一边，满载而去的人奔涌朝前，无比失望的人则帮我推起自行车，再三跟我确认明天我大概从县城回来的时间。
所有的等待，都是故事的一部分。
后来的一天，我终于骑上了自行车，然后在医院食堂附近重重摔倒……在床上躺了三天之后，终于不再当“通信员”了。我记忆犹新领导的话，他说，“雷锋入伍前还做过通信员的工作。”
1982年，我有机会跟着宣传科以及上级宣传处还有军区报社的老师学习。当时127医院有个叫唐祖贵的医生，深受皖南山区人民和指战员们的爱戴。我认识的唐医生瘦瘦的，个子也小小的，可身上却有一股子雷厉风行的精气神。1983年10月，我被抽调去南京做“南京部队后勤部育才成果展览”，去南京前，我跟唐医生说了南京展览的事儿，她说，你有机会要去看看南京的鸡鸣寺和中山陵。多年以后，当我成为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学生时，我去了鸡鸣寺，也去了中山陵。
所谓战友之间的默契，大概就是你说过的话，我会在心里又走一遍的意义。
此时此刻，我的面前是当年的那本《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唐祖贵》的小书，有一篇题为《怀念战友》让我感动，唐祖贵医生写道：
“人的记忆中有许多美丽的东西/然而最美丽的要算我对亲密战友的回忆/他们在我生活中起着非常良好的作用/使我永记不忘/只要我一想到在战火中度过的青年时代/就必然把这些光辉的名字连在一起/我万分珍惜友谊，炙热的，诚挚的/生死不渝的友谊/不管他们还能否记得我/我都要把他们永远刻在心里/因为他们是我生活中的浪花/是我记忆中的光辉。”
“最美丽的要算我对亲密战友的回忆”，往事如烟，岁月似雪。虽然我在那里不到三年，但当兵的日子，宛如山花一样绚丽。当每一个黎明的到来，当每一个夜晚的来临，那段悠长的、明净的、纯粹的、嘹亮的军号声，滑过时空，穿越江河，直抵心灵，成为我们对青春、对岁月、对战友庄重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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