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川书院：三百年弦歌不辍

0次浏览发布时间：2025-09-01 08:33:00

绣川书院大门。

绣川书院石刻楹联。

绣川书院第四进内讲堂，是山长授课的地方，也是书院最高级别的讲堂

曾在绣川书院授课的李调元、刘光第、骆成骧三人的蜡像。

□李瑞奎/文图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有的教育机构或学术研究机构。书院多为私人兴办，是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教育系统。“书院”之称，最早见于唐代官牍，而当时更多作为一种集纳抄书、校书、藏书功能的文化机构。五代时，南唐君主李昪建学馆于庐山白鹿洞，被认为是中国讲学书院之始。宋元以降，书院盛极一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到了清末，书院大多改为学堂，融入现代教育的洪流之中。

在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来临之际，我们走进位于青白江城厢镇的绣川书院，探访这座已具有300余年历史、保存完好的古代教育机构。

始创

远近闻名的绣川书院坐落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大东街125号。城厢镇在1950年10月18日以前一直是四川省金堂县的县治所在地。

金堂县创办书院始于宋代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发展于清康乾以后，废止于清末。

据陈时江《重修四川通志金堂采访录》学校志记载：清康熙五十九年，“知县陈舜明以旧代金堂书院在城西喧市中卑隘，乃改建于治城东古明教寺左，改名金台书院。”

明代的金堂县，设有“金堂书院”于县城西隅（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西）。1717年，陈舜明到任金堂知县后，在巡视金堂书院时，认为此书院位于城西喧哗的闹市中，院舍低矮狭窄，简陋破败不堪，就有重建书院的计划。时值金堂县在明末遭遇战乱不久，元气未复，军政纷繁杂乱，百废待举。竭力重建书院之念，一直存于陈舜明心中。

三年之后的初春，陈舜明在巡视城东时，在县城东门古明教寺左侧发现有闲置的农田，前面临深池广而清，终年不干涸；远眺有高峰秀而奇，四时如画。陈舜明欣然自喜道：“这个地方，立学造仕，刮垢磨光其在是矣。”

再经查勘，发现此地非常适合修建书院，陈舜明旋即捐出自己俸银，倡议有识之士筹款募捐。

万事俱备，择吉日开工。经过八个多月的修建，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夏季竣工落成，从而改变了原来书院环境条件差、低矮狭窄简陋、有碍治学的局面，知县陈舜明将其改名为“金台书院”，亲自题写匾额。此即绣川书院前身，自此，金堂人文科第开始兴盛。

陈舜明就任金堂知县后，有重建书院、倡修文庙学宫、修建县署等举措，他还敦请品节高尚学问渊博的先生执教，深受百姓敬仰。清雍正元年陈舜明俸升调安徽池州知州，金堂县民为感激陈舜明，筹资建“恩深绣水”“德重金台”两座功德牌坊，以感恩他为金堂县作出的奉献。卒后，入祀十良吏祠。

扩展

1737年，人称“菊坨先生”的邑人张晋生总纂《四川通志》完毕，掌教金台书院，不久又应四川督抚之聘，主讲于成都锦江书院。张晋生，字菊坨，金堂人，康熙四十一年，应乡试，举大挑一等，部选河南镇平县知县，以创学兴行为务。

1751年，知县张南瑛再次主持修葺，拓置院舍，其掌教和延聘仍然按以前制度，唯有掌教名称改称“院长”，但人们都习惯于原来的称谓，仍然称之为“山长”。每年仲春，延聘山长开院上学，均为县官主持。张知县拓置书院竣工后，因附近有绣川河，故将书院更名为“绣川书院”，从此沿用至今。

《重修四川通志金堂采访录》记载：“雍正十一年，特赐天下书院帑金，以资生徒膏火。至乾隆元年，复谕令督抚学臣，慎选老成宿望师儒以董其事。末几，广韶学政王条陈，书院掌教宜保举。大省举人进士分发邻省书院，奉旨交部议。部议以不拘本省邻，但择老成宿望品行方正、学问博通者，以礼相延，俾得安心训导。仍令于生徒学业时加考核。由是吾县绣川书院造士益宏。”

这段文字记录清代雍乾两朝通过经费支持、师资改革与教学考核三大政策，推动了全国书院教育的规范化发展。绣川书院作为县级书院典范，因为这些政策而“造士益宏”，培养了众多人才，实现了从地方学堂到区域性学术中心的转型。

1759年，知县饶学曦扩修书院校舍，乃倡增置学田三百亩。遂变田值重修，凡为讲堂、书室、生活用房共若干楹。书院功能完备，其书院规模扩大宏整较于以前。又以古佛洞、梵音寺、杨家庵水田及城壕官田归书院，凭借这些产业解决了书院经费和资助贫困等开支。五年后，饶知县调升云南剑川州知州。卒后，县人以请入祀十良吏祠。

1793年，刘大镛调署金堂知县。刘以兴学育人为要，到任时就先拜谒学宫、莅临绣川书院，行宾师之礼，敬待山长如父兄，待学生如家人子弟，续广学田，为绣川书院购置藏书三百余部，乾隆时期经过多次培修，书院规模趋于完备。卒后，入祀十良吏祠。

1805年，知县谢惟杰增修书院，修葺名胜古迹，建设城池，完善县城功能，又著《金堂县志》十卷，为金堂留下了完整系列的县志，他是在清代嘉庆时期对金堂作出杰出贡献的知县之一。卒后，县人以请入祀十良吏祠。

1867年，知县徐璞玉为绣川书院复捐购置藏书，倡办义塾，在县内达百余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复捐购置藏书。卒后，县人以请入祀名宦祠。

1904年，署金堂县知县事李淇章（字竹溪，陕西城固人）为绣川书院撰写匾额“人文蔚起”，对联“博学多能养成佳士，依仁游艺勉作通儒”。匾额、对联石刻筑立于书院二进大门。

山长

绣川书院设院长（山长）一人，主持书院事务并讲学，设斋长二人，是书院的教学和管理人员，并非官方经士绅推荐聘请，不由清政府委派。绣川书院订有《绣川书院公议章程十四则》，规定书院永不聘外县人当山长。乾隆至光绪年间，金堂著名进士举人拔贡到书院掌教或讲学，其中有张晋生、高辰、陈均、傅育贤（掌教绣川书院十余年）、何绳武（道光五年拔贡，掌教绣川书院）、何枬（道光十七年拔贡，掌教绣川书院）、李成栋（道光二十三年举人，掌教绣川书院）、罗星华（道光二十四年举人，掌教绣川书院）等。他们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故其声誉甚佳。

绣川书院迁院修建或扩建，筹备经费来源，虽历次均由县令主持其事，但其资金来源一般不由国库提供，而是由知县和社会人士捐赠，或者来源于寺庙所捐田产以及所拨少量官田。日常收支经费由斋长具体负责，单独核算。

书院招收生童年龄不限，凡读完四书五经，且能作文吟诗者，方能入院学习。山长每月讲学两次。平时注重自学，主要研读四书五经，习作诗文，同时学习书法、图画。书院注重生童礼仪、品行，要求所有生徒“各宜自爱，每课应名，务须整肃衣冠，尊敬官长，不愧士林。不可细衣小帽，到贻亵渎之讥”。

绣川书院不像官学那样去管理本县秀才与童生，只能管理和教育招收入院的学生，这些学生包括秀才和童生两类，培养目标是使童生去考上秀才，使秀才去考上举人，但并不单方面为科举服务。正如署金堂县事李淇章为绣川书院撰写的石刻对联所言，要求“博学多能养成佳士”，勤学苦练，多看书多学习，才能成为佳士，则不是只会做八股文；“依仁游艺勉作通儒”，要用革新思想教书育人，成为学识渊博的人才，而不是做迂腐、昏庸、浅陋的读书人。

金堂在清代时期的最高学府本应是文庙的官学，但官学的教学质量远不如书院。清代金堂县境内的书院近二十所，其中又以绣川书院质量最高，加之绣川书院位于县城，并且是城中唯一的一所书院，因此被视为全县最高学府。绣川书院也是县衙门最重视的一所书院，时常由知县直接出面帮助解决重要事务。绣川书院产业多经费足，房舍书籍等设施超过一般书院。最重要的是聘请的山长和教学人员，平均水平都高于其他书院。

演变

1905年，清廷宣布立停科举改办学堂，绣川书院因此废止。县令李淇章遵令行事，大力创办学堂。该年四月，绣川书院改为金堂县立高等小学堂。1907年，改为预中班。1911年，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1919年，改为金堂县立高等小学校。1927年，兼收高初两级，发展为完全小学，改为金堂县立小学。1934年，改为金堂县立城厢镇小学校。1937年，改为金堂县金渊小学校。1940年，改为金堂县立中心小学校。1947年，改为金堂县城厢镇第一小学校，此校名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绣川书院是四川省唯一保存完好的县级书院，是清代县一级最高学府，距今已有303年的建院历史。据青白江区彭家珍大将军专祠纪念馆老馆长彭家祥曾经回忆：“堂兄彭家珍在少年时期就读于绣川书院，12岁随父到成都尊经书院，15岁考入成都陆军武备学堂。”在三百年的历史中，绣川书院先后培育出了文史学家张晋生、辛亥革命功臣彭家珍、哲学家贺麟和著名作家流沙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