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衣哥”起诉网暴者、实施维权的历程来看，目前治理网暴仍需切实降低维权的门槛，方便被害人拿起法律武器，提供更便捷的司法救济
被网暴多年的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终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以侮辱诽谤为自诉案由，将网暴者起诉至法院。据海报新闻报道，2月18日，该案开庭，将择期宣判。被告在现场多次道歉，想要进行调解，而朱之文的诉求是追究对方刑事责任，并对由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进行追责。
朱之文说，此次被起诉的对象连续四年只发布他的视频，每条视频内容都进行了P图，造谣对象包括朱之文、朱之文的儿子与儿媳，甚至不满周岁的孩子，他实在忍不了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起诉网暴者，此前有三次，其中有一次对方被判刑四年。
2024年5月，朱之文委托的律师团队将所有带有侮辱、诽谤内容的视频进行证据公证固定，并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要求官方平台披露自媒体号主个人信息。朱之文透露，他们公证了290条左右涉案视频，其中29条左右播放量超过5000次。
但维权之路也有很多波折，比如，案件管辖问题（他们总共换了三个法院，最终才选择在被告人所在地徐州立案）、刑事自诉案件立案难的问题（裁定不予受理，上诉后与二审法院多次沟通才受理）。
“大衣哥”之前因演唱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而成名，走红的同时他也成了一些人追求畸形流量的道具，有人长期蹲守在他家门口拍摄、直播，甚至直接要钱；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诽谤，用P图等形式实施赤裸裸的人格侮辱。但是，从“大衣哥”起诉网暴者、实施维权的历程来看，目前治理网暴仍需切实降低维权的门槛，方便被害人拿起法律武器，提供更便捷的司法救济。
追究网暴者的法律诉讼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侮辱诽谤刑事自诉，二是追究侵权者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一者，侮辱诽谤罪原则上是刑事自诉案件，而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人民检察院起诉），相反，需要由被害人搜集证据、查清嫌疑人信息，再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维权的门槛较高。这意味着，被害人要查到网线另一头那个侮辱诽谤者的真实身份、具体住址等信息，并且要固定其网暴的证据（加害人可能随时删视频了事），提供的证据应该达到法院受理的立案标准。
2020年，“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从自诉转公诉之后，相关的司法改革也在推动，特别是2023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要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及时查明行为主体，收集相关侮辱、诽谤信息传播扩散情况及造成的影响等证据材料。
二者，民事诉讼维权也存在“性价比”不高，乃至维权“亏本”的现实问题。网暴对被害人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但是目前司法判决当中给予的精神赔偿一般不高，甚至一些个案当中难以补偿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包括委托律师、固定证据等费用。
网暴是网络生态的毒瘤，也是治理的难点所在。特别是对于网暴朱之文这样的网络名人，好似成了无本万利的黑色流量生意。一段时间里，“大衣哥”的标签本身就成了网暴的引流入口。
治理网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平台承担责任、网民自觉抵制，同时也需要降低维权门槛。特别是针对网暴提起的刑事自诉案件，希望公安机关依据法律规定有更多的担当，依职权查清案件、协助诉讼。要让网暴者付出代价，切实矫正“法不责众”的错误倾向，这不该是一个人的战斗。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牛克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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