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深入实地的毒气战调查

0次浏览发布时间：2025-03-19 18:34:00

《毒气战：日军在华暴行调查》是1999—2001年间，“日本东京审判研究第一人”粟屋宪太郎教授针对旧日本军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毒气战事实，组织多学科日本学者深入毒气战实地开展调查的研究成果。该书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合作研究者以各自研究领域为基础，撰写了四篇毒气战相关论文；第二部分收录了实地调查中收集的毒气受害者的口述资料；附录部分收录了国际法规中关于禁止毒气战的条文，以及文献目录、年表等内容。书中所有作者均为日本学者，收录内容均为日军在中国开展毒气战的铁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

《毒气战：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粟屋宪太郎主编，张泓明译，郝平审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译者序

科技帮助人们合理改造世界。如何控制、利用，为人类创造福祉则成为一个严肃且沉重的问题，如果控制不当，亦或如潘多拉魔盒一般，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深刻灾难。

化学毒气武器则正是这段话最好的注脚。1997年4月29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其目标和宗旨是彻底消除化学武器危害，使化学领域的成就完全用于造福人类。这一公约的签订实施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特殊意义，与其相提并论的还有原子武器和生物武器，国际上并称为ABC，即原子武器（核武器，包括放射性武器atomic weapon）、细菌武器或生物武器（bacteriological weapon / biological weapon）和化学武器（chemical weapon）

一

人工制造的毒气是19世纪人类创造品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早被德军投入对英法联军的大规模作战，随后交战双方纷纷效仿，见证了人类这一段疯狂的历史。鉴于毒气的巨大杀伤力和无与伦比的反人类行径，一战后各国同意签署协定放弃这一武器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1925年，经过国际社会努力，达成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即《日内瓦议定书》）。然而议定书先天不足，未能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和储存，致使所有缔约国均有权保存化学武器，其中不少缔约国还宣布保留进行报复性使用和非缔约国使用的权利，由此导致化学武器禁而不止的局面。表面上缔结的国际协定也不过成为列强们相互制衡的手段。在随后的历史里，毒气转而成为毒气研发制造使用国对落后国的有效攻击手段，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以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中都反映出了这一变化。

后起之秀的日本，为了满足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一战后反而加速投入研发生物、化学武器。日本国土狭窄、资源稀缺，使得日本在生化武器上寄托了巨大希望，期望通过这种手段“逆袭”，一举夺得战争中的主动权。生物细菌武器最早在日本陆军对苏作战中使用，而化学毒气武器的假想敌也主要设定为前苏联。

一切活动都在秘密进行。1937年8月，日本陆军在齐齐哈尔设立关东军技术部，并在部内设置了化学武器班。化学武器班于1939年8月升级为关东军化学部（516部队），对外以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部（第六陆军技术研究院）驻外部门的身份进行活动。该机构还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731部队）一起进行了化学武器的人体试验。为了掩盖这一秘密，毒气制剂的主要制造地广岛县大久野岛被长期从地图上抹去，训练实施毒气战作战的陆军习志野学校也作为战争中日本的最高机密秘而不宣。

日军之所以利用山西进行毒气战实战实验和训练，是由于山西地势偏僻、山谷沟壑众多，同时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在此使用毒气，一方面容易对八路军作战取得巨大优势，同时不容易留下使用痕迹，这也是日军大本营和陆军参谋本部发布的毒气使用指令中经常强调的内容。

二

在随后的抗战中，毒气成为日军攻击抗日军民经常使用的有效武器。日军利用毒气开发出一系列作战战术，如两军对垒时使用、被围困突围时使用、撤退时使用、扫荡时使用。毒气使用方法也发展为将毒气制剂装入炮弹发射、用飞机抛洒、使用发烟筒等多种有效手段。毒气的使用对象，除正面战场中的国民党军队和敌后战场的共产党军队外，甚至针对根据地附近的平民。日军使用毒气已司空见惯，丧心病狂，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伤害。

国民党军队在遭受毒气攻击之下仓促进行防毒动员，但防毒装备落后，以至于日军还针对国军落后装备部署了具体战术；而共产党军队只能以游击战术与日军进行周旋，并为根据地防护提供有限的协助；根据地居民面临的情形更加窘迫，由于欠缺有效的毒气知识，群众一方面运用土办法，用尿、火药、中药来应对毒气造成的伤害，而更多的情况只能是无奈的忍耐。甚至在半个世纪之后，很多群众对于当年造成身体伤害的原因依然语焉不详，不能有效识别伤害来源。群众们面对前来调查的日本学者，将多年的压抑和愤懑之情倾泻而出。

三

战争结束时，由于意识到毒气武器违反国际法，日军各战斗部队在长官指令下将毒气制品掩埋，或埋于地下，或投入河中，实在来不及隐藏的，则与普通兵器一起被受降部队所接收。

这种藏匿遗弃行为，明显违背了《波茨坦宣言》中的武器上缴义务，但日军无视这种约定，相反则是尽力隐藏毒气生产、使用等信息，销毁相关资料。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一方面掩盖危险，模糊世人视线，同时也由于这种行为，加大了彻底销毁毒气残留、纠正错误的难度。

战后，日本曾经装备、使用过毒气武器的事宜被陆续挖掘，最初是士兵们的零星回忆以及参与制造毒气制品工人们的口述，再后来，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先生从美国发掘出官方档案，最终证明毒气战是一项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同时，日本国内也陆续发生数起因日军遗留化武造成的伤害，如神奈川县寒川、平塚，茨城县的神栖等地都发现疑似日军遗留化武，并造成当地居民数十人受伤。在中国敦化、齐齐哈尔等地，遗留化武也给当地居民造成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困扰。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1999年中日两国《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的规定，日本政府对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武负全部责任。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遗弃化武处理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进程仍严重滞后，大量已发现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亟待安全处理。

毒气武器的伤害对象，很多是伤害难以恢复的普通无辜群众，且并未得到应有的道歉与补偿。正如日本学者在书中所述，在历史遗留问题未解决的背景下，日方任何试图寻求中方理解的诉求与举动都是徒劳。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日本对华赔偿事宜暂被搁置，民间索赔行动也由于日方的各种借口、推诿收效甚微，人们期待中的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也在厚重的历史问题下举步维艰。

结语

正视中日关系的历史，才有中日关系的未来。日本史学家整理、收集多方资料，汇集成这样一部著作，并创造性地运用了田野调查方法，走进一个个经历过惨痛战争教训的村庄，倾听受害者的声音，为毒气战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中日关系史中的山西也被记上了这样浓浓的一笔:即山西是最早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毒气毒害，且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这部著作在帮助人们了解那段沉痛历史的同时，也期待人们吸取其中教训，走向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