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喆
“如何运用文学解决当今人们面对的新问题？”“如何在碎片化阅读时代坚守文学创作的本心？”前不久，谢冕与孟繁华在北京市文联围绕“百年中国文学”主题进行了现场对谈，师生两代人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的精彩解读，令读者印象深刻。
谢冕先生出生于1932年，今年整整93岁了。谢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观察者、推动者、见证者。在评价谢冕先生的学术思想时，孟繁华谈道，“百年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文化的命运始终是谢冕从事文学研究的宏阔背景，他始终没有动摇的是文学力求‘有用’的看法。”
谢冕 中国学人的感受应该呈现出来，为时代立下一种看法
谢先生最新出版三部散文集《碎步留痕》《花事》《为今天干杯》，令人感叹其旺盛的创造力和对文学恒久痴情。
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孟繁华主张的“新理想主义”既是对生命的豁达，也诠释了文学应传递希望。他始终对当代文学予以热情而持久的关注，在最新出版评论集《当代小说三十家》中，通过细读30位小说家的经典文本，带读者触摸4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脉搏。
谢冕与孟繁华的师生对话，不仅折射出中国当代文学从启蒙到多元的嬗变轨迹，更让人看见学术上的薪火传承生生不息。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从缘起到实现，历经了七年多
问：《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共12卷，由谢冕、孟繁华主编，1998年首次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近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发行，在国内外文学界产生极大反响。贺绍俊先生曾回忆说，20多年前，突然看见这样一套文学史著作横空出世，当时大家都很惊奇，讨论得非常热烈，因为这种新的文学史的观念对大家产生了很大冲击。这部《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是怎样的？
孟繁华：《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出版，这是一个学术群体共同完成的成果。参加写作的包括谢冕、洪子诚、孟繁华、程文超、旷新年、张志忠等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学者，力图通过12个代表性年份把百年中国文学呈现出来。需要指出的是，“百年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次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它的提出者，是丛书主编谢冕先生。出于对学术发展和教学的考虑，自1989年10月起，他以“批评家周末”的形式，对自己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当时在京的许多青年学者和在校的青年教师，都自愿地参加了这一定期的活动。这不仅提高了研讨活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为青年学人提供了较好的学术环境。“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正是这时由谢冕先生正式提出的。
上世纪90年代，谢先生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文学百年梦想》的书，试图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描述出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些，都是谢先生对“百年中国文学”总体研究构想的一部分。它们都还没有接近最后的目标。1992年7月始，他逐渐向这一目标靠近。在那段时间里，“批评家周末”的成员，也是丛书的大部分作者，开始就自己承担的工作在研讨会上报告。“百年中国文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曾在研讨会上报告过。“批评家周末”的成员们，对每一个报告都热情地提出了建议和看法，这对于丰富丛书的内容、拓展作者的视野和思路，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谢冕：关于写作这部书的缘起，还有一个，我在北大从事教育多年，做学问以后，应该思考怎么样教育培养下一代学者，我认为比起讲授理论，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进入学科的方法，当时我为什么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放入学生的必读书单？我重视的就是黄仁宇研究明史的方法。这个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黄仁宇先生讲明代历史的方法对我太有启发了。我很早提供给我的学生书单，就是让他们掌握学习方法——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把它写成历史，而且通过这个历史，看到整个明代历史，甚至看到整个中国封建历史。
问：当时《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诞生的过程是怎样的？
孟繁华：1995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谢冕向全体与会者阐发了《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缘起、过程和追求的目标，并以16字对此作了概括：长期准备、谨慎从事、抓住时机、志在必成。他提出了丛书编写的三点原则：第一，“拼盘式”：即通过一个典型年代里的若干个“散点”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比如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群、一种思潮、一个现象、一个刊物等等。这说明这套丛书不是传统的编年史式的文学史著作。第二，“手风琴式”：写一个“点”，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伸缩自如”。“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都可以涉及，强调重点年代，又不忽视与之相关的前后时期，从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够相互照应、联系。第三，“大文学”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但同时鼓励广泛涉猎其他艺术形式，如歌曲、广告、演出，等等。上述设想得到了严家炎、洪子诚等先生的热情肯定和支持。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从缘起到实现，历经了七年多的时间。它的出版，对我们这些参与者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工作，它的整个过程，值得我们深切地怀念。
孟繁华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坚持”
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时代应该有一种使命感
问：丛书的第一本是《1898：百年忧患》，这也给整套书定了主题和基调：百年文学实际上是百年忧患。谢先生当时确立这一主题的初衷是什么？
谢冕：“百年中国文学”的提出，受到了黄子平、陈平原等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发，这一文学整体观的思路有很大的开创性，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思路。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实践，尚未来得及展开。我们的工作，则是进行具体的操作实践。为什么“百年中国文学”的思路将视野前移至1895年前后？我认为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时代，应该对这个时代负责，应该有一种使命感。我5岁的时候卢沟桥枪声响了，不断地换小学、躲避空袭、寻求安全、继续学业。在那样一个年代，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我们既然有过这样的忧患，就有责任把它书写下来。要是经历了苦难，不把它写出来，有愧于后人。
为什么选择一百年？正是因为这个一百年太重要了，其中经历了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写作把一百多年来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人的感受呈现出来，为时代立下我们的一种看法。
问：谢先生提出的“手风琴式”写作很有创意，伸缩自如，延展有序。作为书系组织、主编的亲历者，在孟老师看来，12位写作者是如何做到既能在统一主题之下展现个性，同时又挖掘细节之后的历史，勾连起文学文本和时代进程的？
谢冕：书系的写作是开放式的、自由的书写，作者自己选题目、选事件，主编不说话，大家都在兢兢业业地写。12本书的写作就是作者对某一年代、某一时段想法的鲜活表达，12本书写了100多年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
孟繁华：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个作者的创造性，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专长。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
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
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舫”写起，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把军费造成开不动的船，帝国要走向灭亡不是显而易见的吗？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舫意味深长。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我写《1978年：激情岁月》时，看到一个报道说，当时的上海外滩，一米长的距离里面大概有两三对青年在谈恋爱。通过挤满了谈恋爱的年轻人这个具体的细节，表达一个时代的改变。这就是每一个作者通过自己对历史的观察，去书写百年历史。
大家是用大文学的观念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对象来考虑，写的是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轮廓。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30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这些作品的学术个性及影响，至今仍为人们热情地谈论。但它不是在整体性的学术框架内系统谈论百年文学的著作。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他那种学术的坚定性在今天看来都格外动人
问：原来12个年头、12本书的确定，和谢冕先生在北大首创的著名的“批评家周末”有密切关联。
孟繁华：是的。我1989年到北大做谢先生的访问学者，10月份，谢先生的学术沙龙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一个月做两次学术活动，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以及在京的一些重要批评家都来参加，当时的场景是，大家抓把椅子就坐在那开始谈，后来有过统计，大概有140多人，成为北大重要的学术风景。
这套丛书的写作当时还有一个时代背景：1985年前后文学评论杂志连续发表了黄子平、陈平原，以及在上海的陈思和等批评家的文论，希望能够用一个20世纪的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统一起来。后来，谢先生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希望能把20世纪的文学打通。
为此，谢先生有意识地在“批评家周末”组织老师和同学做与百年文学有关的报告，从1989年到1995年，准备了七年以后，在北大召开了关于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学术研讨会。按照《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些著作的启发，谢先生做了整体部署，确定了12个年头、12本书的框架。会上我提出希望这套书能够填补空白、重估主流、纠正通说、发现边缘，得到大家的支持。
谢先生组织的“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我记得当时那个会没有开多长时间，大家的思想非常一致，然后就各自去行动了。这次写作对我的学术生涯留下了永难忘却的记忆。谢先生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学术领袖，一个是能够提出这种整体的看法；另外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他那种学术的决心，那种坚定性，在今天看来都格外动人。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
问：从文学本身来说，今天的人们是不是还要有忧患意识？
谢冕：我想说做学问的人，他绝对不是为了个人。苦难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是苦难又是我们的财富。中国近代以来危亡时势造就出的中国文学，我们的前人就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寻找文学的药方，用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唤醒民众、救国救民、图强振兴。对于今天的文学来说，文学的艺术形象和文学的想象力太重要了，要是文学没有艺术性，没有想象力，我们出不了好的作品。
一个好的文学家关心自己以外的人们
问：这套丛书出版带来了哪些启示？在谢先生看来，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
孟繁华：这套书出来之后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有一百多篇评论出来，非常让人鼓舞。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对百年文学历史的熟悉，我们也不可能发现新时期以来哪些作品值得我们记住，一百年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应该肯定哪些作品、拒绝哪些作品。每一个作家都有义务来回答时代提出的命题，但是，我们不能只有主题没有文学，而塑造典型人物是为了推动我们的文学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谢冕：我认为，一个好的文学家应该站在时代的潮头，关心周围，关心自己以外的人们的苦难和快乐，应该给作品增加一些分量，有一种承担。好的作品最需要的是分量、是境界、是胸怀。比方说，我记住蔡其矫的诗《祈求》，记住路翎先生的《盼望》，这样的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让我们心动。我记住《原野》，记住《爱是不能忘记的》，我记住阿Q、狂人、蘩漪……文学也好，诗歌也好，让人们记住太要紧了，这就是有分量的艺术。
问：孟繁华老师的评论集《当代小说三十家》新作上市，书中聚焦目前活跃在文坛的当代小说名家，比如评价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令人耳目一新。
孟繁华：我既是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是一个一直在文学现场的文学评论家。我的专著比如《众神狂欢》《中国当代文学通论》等，都是研究性的著作；我出版的文集，大多是文学现场的评论。文学具有反映历史苦难和社会变迁的责任，需要相信的是：一个作家只要真诚地表达了他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的书写，表达了他哪怕深陷绝望但仍在抗争的努力和勇气，表达了他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他的作品终会被人阅读并且热爱。
书写河流就是书写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书写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命运。重新阅读了《北上》之后，我觉得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以及对现实透彻的体察，确实是别具慧眼别有新意。对徐则臣来说，这部作品超越了他的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和《夜火车》；对“70后”作家来说，它标志性地改写了这个代际作家不擅长长篇创作的历史；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它处理了虽然是“70后”一代——但也是我们普遍遭遇的精神困境。
问：新春伊始，谢先生一口气出版三部散文集，令人赞叹，能否分享一下您的人生哲学？
谢冕：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坚持”。我记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这套丛书第一版封面设计是黯淡的海面，远处有微光，几只海鸥在飞翔。我就是学那个海鸥，在狂风巨浪中飞翔，总有风浪过去的时候。个人的一点点遭遇我真的没有勇气来宣扬。我始终对生活抱有热忱的信仰，热爱生活，不知老之将至。包括之前我摔倒了也是一样，做手术换了骨头，我说我不要躺着，我甚至也不用拐棍，我自己锻炼、自己走。后来有一次开会，大家都很关心，结果我自己走进会场了，我很高兴地拥抱每一个人。我写诗，不是为了发表，是寄托自己的内心。为什么说这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匆匆忙忙，我们力求健康地活着，但健康要有坚持。今天我很开心，我就觉得过得很值得。做自己喜欢的事，快乐过好每一天。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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